斯各特��菲兹杰拉德在1926年的短篇小说《富家公子》中感叹：“我跟你们说说富人。他们与你我不同。”依金庸的武侠小说笔法来开玩笑，王俞现所著的《中国商帮600年》，像极了一场商界的顶尖武林大会，从明朝起，时间跨度长达600余年，一直到民国。比赛的地点有山西、徽州、广东、福建及宁波，所属帮派分为盐商、海上私商、外贸商人、买办、票号商人和近代金融实业家。无论是以行业区分，还是以地域代表，每个商帮都代表着一种财富的较量和角逐。一个商帮的没落，另一个商帮的兴起，就是财富积聚效应从一个商帮转移到了另一个商帮的过程。
毫无疑义，中国商帮曾在世界上影响深远。它一度建立了全球贸易体系，它让英国人习惯了喝茶，让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，因为巨大的贸易优势，新兴的美国不得不大种人参，否则实在弥补不了贸易逆差。西班牙人曾痛苦地说，中国是世界财富的抽水机，它的吸力如此巨大，以至于殖民者去开拓新大陆，简直是在给中国人打工。
但《中国商帮600年》是本严肃的作品，一本解读中国商帮的历史读物。作者的姿态宏大而端庄，而非那种戏谑的“历史是个某玩意儿”的产物。作者的兴趣和着力点，在于梳理中国商帮兴衰的脉络。而探讨商帮的历史沿革，无疑需要对海量的史料做出精当的判断，如此才能得出相应的结论。
比如，关于中国商帮的兴起原因，作者认为仅就商帮的萌芽、发展来说，盐政或者屯田制充其量是古时用来汲水用的那个轱辘和绳索，尽管不可或缺，但牵引绳索的那股无以触摸、只能感知的无形力量，以交通便利和长途贸易为支撑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，以及丝茶与白银贸易在国内外的流转，才是最终导致商帮兴起的真正原因。也就是说，尽管明朝开中制和屯田制是山西盐商崛起的基础条件，但真正将明朝与宋、元两个朝代区隔开来的，是白银在明朝上升为本位货币的历史进程，这也是我们观察明朝商帮兴起的一个核心判断。
由此出发，作者同时从四个方面梳理了商人势力的崛起脉络。一是经商氛围深厚，商人敢跟官僚叫板。从山西民谚“有儿开商店，强过做知县”，到徽州“商居四民之末，徽俗殊不然”，都表明了在商人比较强势的地区，已经出现了商人地位排序居首的现象。二是名士为商人写碑记、墓志铭和立传。三是商人开始主动为朝廷所用。从1571年后王崇古在张家口等地招徕山西商民前来茶马互市，到1619年在两淮盐场推行的可以世袭的总商制，再到1686年广东巡抚李士祯颁布一纸告示，宣布凡是“身家殷实”之人，只要每年缴纳一定数量的白银，就可作为“官商”包揽对外贸易。尽管商人在政府和朝廷眼中仍处于被奴役的地位，但以上这些举措都让商人的历史地位大大进了一步。四是全国性商会组织的成立。1904年，不同地域的商人打破陈现，组建了上海商务总会。尽管这是一个以浙江宁波商人为班底的商会，但以此为标志，中国商人第一次以一个阶层的方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，这也是传统商人组织向现代商人组织的一次跨越。
然而，“繁荣”之下有忧患。首先，中国商人群体从来没获得国独立的政治地位，哪怕再富裕，他们也只是王朝“以富治穷”、“以商制夷”的工具，华商们本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，但广东禁烟，政府却没考虑过利用“十三行”的世界意识，反而将鸦片泛滥看成是他们的责任，如果英国人不按时交出鸦片，他们就要被杀头。其次，正是因为商人与政府没有对等的博弈能力，所以他们无法约束权力被滥用。一方面，各级部门所收贿赂远超税收，另一方面，政府却不负责任，明清商业发达，政府居然没有国家货币，听任白银流通。这等于是将央行放到美洲矿山之上，明代亡国，即有此因。清代亦在货币战争中饱受损失。其三，在商弱官强的格局下，则巨大的财富不仅没能增加国家能力，反成了腐败的肇因。
所谓一切商业史，都不会是简单的商业历史。朝廷俨然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“经济组织”：不仅向百姓征税，更通过控制战略性的、民生必需之物资，获得了一部分专营收入。从几千年前的盐铁官营到今天的国有企业，这种治理逻辑却从未改变。这或许是解释绵延600年的中国商帮文化的密钥之一。
正如《亚洲教父》的作者乔��史塔威尔所说：“在决定社会繁荣与否时，体制远比人重要得多。”不建立合理的权力制约体系，不承认个体权力，不尊重私有财产，不贯彻法治精神，这样的文明，不论多么繁荣，也终将衰落，它每一次走向顶峰，其实都是在预示下一次悲剧。⊙无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