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后,欧洲又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,面对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,国际有识之士纷纷直言其实质。在岁未盘点2011年国际经济形势之际,我们从《社会科学报》和《参考消息》选摘了一些国外学者的文章,看看他们如何认识这场还在持续的国际金融危机。
亚当·斯密和大卫·李嘉图这样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,从来没有单独使用过“经济”一词。他们总是使用“政治经济”这个术语。脱离政治学的经济学和脱离经济学的政治学都是不可理解的,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相互联系,相互依存。
当前,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其实质是一场政治经济危机。虽然,这场危机在美国、欧洲有不同的表现,严重程度也各不相同,但却共有一个压倒一切的主题:即反映出政治秩序与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。全球,至少全球主要经济体,目前都面临着一场政治经济危机。
美国:
政治精英与金融精英同流合污
众所周知,这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。更确切地说,美国的金融体系才是罪魁祸首。美国金融机构大量发行纸资产,而纸资产的价值依赖于一路走高的房价。这些金融机构一相情愿地认为房价不会下跌,然而这只是一种毫无依据的假设。房价还是下跌了,那些纸资产的价值也变得无法确定。这使全美金融体系陷入瘫痪。由于欧洲许多金融机构也购买了纸资产,所以危机很快蔓延至欧洲。
从经济学角度看,这的确是一场金融危机。但它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——操控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的行为是否合法?金融体系陷入危机,金融精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们不应该质疑金融工具,而应该质疑那些金融精英的能力与信誉。他们因为私利几乎违反了信托行业的所有准则,将社会和道义上的责任统统抛之脑后。
这背后隐匿着巨大的政治危机。试问,美国的政治体系能否在平息危机的同时,让危机的始作俑者承担相应责任?结果是令人失望的——根据现行法律,金融危机中相关人员不负任何刑事责任。为什么美国的政治体系中,缺失了界定金融精英的行为是否合法的法律呢?难道政治精英与金融精英是一丘之貉,在同流合污?
于是,信任危机从金融体系延伸至政治体系。美国政府于2008年9月开始采取行动应对金融危机。当时,很多人希望政府采取措施惩戒留下这个烂摊子的精英人士,然而最终并无下文。在大量注资以稳定金融体系后,政治精英默许金融精英继续管理金融体系。这继而引发了对政治精英的信任危机。由于对美国政治精英的不满,茶党运动如火如荼地兴起了。
欧盟:
互不信任造成生存危机
在欧洲,主权债务问题先是引发了金融危机,继而带来了政治危机。欧洲经济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衰退,衰退的欧洲经济又加深了其政治危机。与美国相比,欧洲的危机更加严重,因为欧洲不能作为一个整体与各个银行交涉,而需要欧洲各国去与各自银行进行交涉。欧洲中央银行出台的摆脱危机的政策倾向于偏袒北欧,特别是德国。经济衰退使其他欧洲国家的危机更为深重。希腊债务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。
关于希腊债务危机,目前有两种说法。德国人的说法是人们所比较熟悉的。德国认为,希腊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使希腊陷入主权债务危机。希腊政府不顾财政状况而继续维持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,最终导致了债务危机。
对此,希腊人持不同看法。希腊认为,德国诱使欧盟偏袒德国。德国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第三出口大国。通过自由贸易区,德国迅速为其商品占领了市场。这就是隐藏在德国经济繁荣背后的秘密。然而,一旦危机来袭,由于货币政策被欧洲中央银行所操控,希腊没有能力贬值其货币;德国有能力继续出口,希腊却没有能力控制本国出口。这一切加剧了希腊经济的衰退,最终导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。
德国与希腊双方各执一词,哪种说法是真实的并非问题的关键。关键是欧洲正面临着两场因经济原因而起的政治危机。一场是类似于美国的危机——人们普遍认为欧洲的政治精英和金融精英根本是一丘之貉;另一场危机则完全是典型的欧洲危机——欧洲的部分国家已经开始互不信任,很可能演化为一场欧盟的生存危机。
第三波危机:
质疑政治精英的合法性
政治精英对金融精英的操控以不同方式发生在美国、欧洲,这是一场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。美国的政治精英规范金融机构、刺激经济、加强对经济部门的控制;欧洲的政治精英早已实质性地操控了经济,他们开始考虑如何更加有效地控制经济谋取最大利益。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,经济都受政治的操控。
一场政治经济危机已经蔓延至美国和欧洲。经济危机还有挽回的余地,政治危机的后果是最可怕的。因为随着政治精英力量的削弱,他们会丧失操控其他阶层精英的能力。
到时,便可能出现第三次危机——当权的政治精英的合法地位可能会被动摇,欲取而代之的反对势力可能会因为某种共同利益团结起来。
亚当·斯密的追随者可能会认为,经济是脱离于政治而自主存在的一个领域,然而他们没有真正读懂亚当·斯密。亚当·斯密要比这深奥得多,所以他把自己的经典巨著称之为《国富论》,既关乎财富,也关乎国家。当前危机时刻的很多问题,我们可以从这部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中找到答案。乔治·弗里德曼(美国战略预测公司总裁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