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MSN上谈好价钱和服务以后，Pet和“客人”约在一个咖啡厅见面。Pet干这行一年多，算老手了。她很放得开，两个人有说有笑。
客人忽然问她：你MSN上说多少钱？我不记得了。
她没在意，把价格重复了一遍。
跟着，好几个警察冲出来，团团围住了Pet。
Pet被“放蛇”了。这是2008年9月的香港。Pet成为警方第一波“搜鲸行动”里被送上法庭的援交少女之一。当时香港正处于对一起援交少女命案的集体恐慌中。
据香港警方向南方周末提供的数据，截至2011年夏，针对援交，警方共开展3次“搜鲸行动”及1次“铅芯行动”，拘捕共69人。
社会各机构几乎都行动起来，尝试开出自己的药方，但援交如病毒一般蔓延。
援交潮未因几年持续打击得到遏制。有针对香港中学生的民调显示，高达45%的年轻人认为，援交“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”。
港式“严打”
在加重刑罚和保障自由之间衡量，香港没有选择前者。
死者王嘉梅，16岁，辍学在家。生前她网名“KIMI”，活跃在香港援助交际网站里，亮出自己的性感照片，明码实价提供性服务。在2008年4月底一次外出接客途中，她被杀害并碎尸。毁灭证据时，凶手曾将部分人骨混入菜市。
普通市民的担忧来自食品安全和“碎尸”，而这起连大法官都称“令人呕心及恐怖”的案件，让政府开始头疼：“援交”，“洪水猛兽”般出现了。
援助交际上世纪90年代于东京滥觞，此后从日本到韩国到台湾，一路袭向香港。日本记者黑绍克史曾用“女中学生放学后的危险游戏”，来形容这种双向互动的色情交易。
那年夏天，倍感社会压力的香港警方迅速成立小组，开始网上搜集证据，进而以“放蛇”的手段开展“搜鲸行动”及“铅芯行动”，截至今夏拘捕69人。
警察间歇性的严打，未能煞住援交。计时工作的市价，超市22元一小时，快餐店25元一小时，而援交的价位，基本上可抵达1000元港币。警方的放蛇行动，成为援交这门高收益行业必然存在的高风险。
2008年10月，又一起关于援交的新闻挑战了立法会的底线：一名初中女生以帮男友还债为由，在网上发帖“处女拍卖、底价3000元”，该帖引得上百人参与竞价，最后以2.1万港币“成交”。为此，议员李慧琼在立法会质问保安局：警方打击该类卖淫活动是否奏效？
此前，“援交”问题从未在执法层面出现过，让警方很是棘手：一方面，是社会(尤其家长和学校)对于遏制援交的殷切期待，另一方面，按照香港现行法例，若非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，或者唆使他人进行性交易，“援交”并不构成犯罪。
目前在香港，对于被抓捕的援交少女，适用的是香港法例第200章147条，“唆使引诱他人作不道德行为”的刑事罪行，最高罚款1万元及监禁6个月。
观察人士认为这更像是“阻吓性打击”，因为在实际判例中，并无一人因此入监。何况，被捕获的概率并不高——虽然无论警方、社会福利署方面都不掌握在港援交少女数量，早在2009年，便有社工估算，这个数字不会低于2000人。
媒体曾报道港府将研究立法管制援交，终未见下文。香港大律师陆伟雄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倘若政府考虑立法管制的援交活动，包括不涉及不道德行为的金钱交易活动，就必须作出足够的咨询及公众讨论。“例如给500元，只是陪这个男子行街、看戏、吃饭都要管的……此举牵涉到管制一般的正常社交，就必须深入研究”，否则法例可能会过于严苛。
尽管警方一再强调，是为了“保护青少年”，被送上法庭的Pet仍然觉得这样的行为太不人性化，她认为：援交是我自愿选择的，他们并不是在乎我，而是在乎社会风气，否则，为什么留“案底”，让自己毕业很难找工作？
NGO的安全“搭讪”
“像是站在悬崖边想跌又未跌下来”，少女们并不情愿接受援助，但是遭遇危险时，NGO接住了她们。
旺角弥敦道一间公寓里，林宝仪坐在电脑前，打开一个成人交友网站，登录。满屏的警方呼吁：勿为金钱，出卖肉体，上网援交，前途尽毁。后果一并附上：根据香港法例，任何男子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；或任何人唆使他人做不道德行为，即干犯严重罪行。这样的呼吁曾被质疑为“网上纸板警察”，成效不大。
作为性工作者NGO“青跃”项目成员，林宝仪的工作是，加MSN，和各位援交少女“搭讪”，向她们解说机构的服务：免费提供身体检查，不鼓励去客人家，注意保护自己，一定要采取安全措施。“青跃”希望建立和CC(即私钟妹，香港援交女孩的自称)的对话，了解她们真正的需要。
添加疑似援交对象后，林宝仪会先表明自己的义工身份。倘若一上去就劈头盖脸说理，没人会回应。“一般跟100个人说话，有五六个理你，已经很不错了”。同样困扰NGO和警方的是，中介越来越多，很难判断发布信息者是援交女孩本人，还是她们的男中介。不少援交网站开始更名为“出租女朋友”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林宝仪会定期向有所回应的CC发布温馨提示，比如“最近荃湾出现了一个姓祝的变态佬”，或者定期发布一些活动，希望CC来参加。最近一课是11月23日晚上的理财课程，有时一个赤裸裸的标题更容易吸引CC：教你如何找更多钱。
这样的进展通常异常缓慢，CC们更习惯用网络保护自己，不愿浮出水面。除非发生像Fish一样的意外。
2009年的一个深夜，林宝仪的同事接到了Fish的电话。Fish哭着说，她想死。
Fish很少对客人起疑心。但当她认识第三名客人后，麻烦来了。由于这位客人早前欠款两次，Fish说什么再不愿接待他。他把恐吓电话打到了Fish家里：如果不出来，我会告诉你家人说你是做什么的，会把偷拍的裸照寄到你的学校。
客人的勒索和恐吓让Fish变得精神紧张。她不敢告诉家人，更不敢报案——她怕在警方留了“援交”的案底，永世不得超生。
在NGO的陪同下，再三犹豫的Fish去警察局报了案。
明爱社工王佩玲概括CC们的失落是：自我封闭，工作创伤(如偷拍、性暴力、性病、意外怀孕、心灵创伤)、失去自我健康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、缺乏成长和进步的机会。
“像是站在悬崖边想跌又未跌下来，危危乎似的。”一位援交少女说。有人会因此选择疯狂购物甚至吸毒来平复这种创伤。
这些挣扎都可能成为中止“援交”的动力。一部分人会像Fish，遭遇不测后，急遽完成人生的蜕变——抵达了一个相对长久的“金盆洗手”期。
而更多人是在险恶的江湖中总结了经验教训的2.0版：不要随便上门，记得开一个新的MSN、换电话，不要给对方银行账号以免透露姓名……
社会需被拯救？
外界都想“修正她们的价值观”，但社会自身也需要进行道德重建。
Fish，19岁，在遭遇勒索后，急遽完成了人生的蜕变。她意识到家还是最温暖的，一度逃学旷课，现在也重新返回学校念专科，只是当留意到身边女同学经常出门，突然有了名贵物品，多了手机，说不出自己的上班地点的时候，Fish会下意识地想：她也在做这个。
有时她会现身说法，作为一名援交少女，参加NGO“紫藤”和学生间的访谈。气氛往往不太友好。
就如何干预援交少女分组讨论时，有人在纸上写：修正她的道德价值观。
有人口气很冲：你不觉得做鸡很没有尊严吗？
每次学生拿着问卷一条一条生硬地问，她就像一个被剖开的标本，等待审判。问及别人怎么看待她，她便联想到一系列负面的形容词：淫荡，没有道德观念，搞得社会风气好差！Fish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道德，很多不愉快的事她都忘记了。她只记得，第一次上网发帖求援交那年她16岁，急需一笔钱，因为她领养回来的刺猬生病了。
为了“给年轻人一个机会”，警方也会将行动中逮捕的一些年纪偏小的援交少年，不经社会服务令，直接转至NGO。
“爱自己，活得起”计划2009年成立，是香港最早进行援交少女救助的NGO。负责人谢纪良表示，两年来，机构大约接触70位青少年(其中男性占一成)。好消息是：已经有35位青少年停止援交。坏消息是：个案的情况十分复杂，反复不定。
“几年都没有技能增值，很难获得改变”，失去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感觉，失去可观收入，没有人陪伴经历这个反反复复的艰难的过程——这些都是他们融入社会的障碍。
社工们接触的援交少女参差百态：有人交不起天价学费，有人为给男友和家人还债，有人享受交易过程，也有富家女为了对抗父母的家长权威……
有时他们感到无力。摆在他们面前的，是香港社会一个时代的问题：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，香港贫富两级分化严重，社会资源掌控在富人手中，中低收入家庭的人们看不到希望，陷入一种普遍的焦灼；另一方面，随着楼市股市的发展，“揾快钱”的心态弥漫，金钱、名牌、豪宅越来越成为衡量人生的单一指标。
谢纪良会用一个案例来说明香港人的自相矛盾：“看到梁洛施的喜讯你想着什么？”有的家长们不允许援交，却看好未婚生育收入颇丰的艺人梁洛施。谢认为这是现时香港人的价值观，只要有金钱，做任何事都可以。
“除了处理个案本身的心理生理问题外，还要处理他们的家人、朋友、社会关系等问题，这才能治本。”谢纪良说。在香港，援助交际已进入了通识教育的培训课程，针对学生和父母均有辅导项目和各类研讨会。
整个社会忙着对“她们”进行道德重建的时候，Pet仍然在从事援交。她喜欢这行，警察的逮捕、法院的审判和社会福利署的感化，都没能改变她。后来她认识了一个男朋友，他的父母知道她做这行以后，开始有点意见，可也没有责怪她，对她很好。Pet说，世伯、伯母的关心，是唯一一个她不继续干下去的原因。
香港社会艰难干预援助交际时，更大范围内，病毒在扩散。
2011年底，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援交案，涉案二十多人，学生身份。一些女孩家境并不差，只是缺零花钱。同学间彼此介绍，像滚雪球，做的人多了，圈子里也便无所谓贵贱了。检方称之为“未成年女性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的特大案件”，已提起公诉。
有不少媒体调查显示，沈阳、重庆、广州等地，存在数量模糊的援交人群。通过百度，能检索到论坛里寻找“兼职”的“女大学生”，留着一个恭候大驾光临的电子信箱或QQ号。微博里，有不少包含“援交”、“囡囡”字眼的ID名，正破口谴责着不付钱的客人不得好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