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走近院士)半个世纪的坚守——记中国工程院院士，中核集团“快堆”首席专家徐銤
新华网北京12月19日电(记者顾瑞珍、赵琬微)40多年来，一直致力于鲜为人知的理论研究。2011年7月21日，中国首个快中子反应堆——中国实验“快堆”并网发电成功。人们把目光投向了“快堆”专家团队，他的名字赫然在列。
这就是中国实验“快堆”总工程师徐銤。在“临界”一刻，两行热泪顺着他的眼角滑落——因为这辉煌的背后是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坚守。
执著坚守自主创新
北京西南郊的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，记者见到了身着蓝灰工作服的徐銤院士，他一头白发却精神矍铄。问到那一刻的辉煌，74岁的徐銤淡然一笑：“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，不能有丝毫懈怠。”
在一个明亮、宽敞的穹顶结构建筑内，徐銤带记者参观并耐心地讲解。“你听，这个‘嗡嗡’的声音，就是泵在转动，24小时不停。”在反应堆中央大厅，徐銤院士放慢脚步，仿佛陶醉在机器的运转声中。
“快堆”是世界上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的首选堆型，也是中核集团继二代三代核能技术研发之后，在四代核能领域自主创新取得的新突破。“快堆”形成的核燃料闭合式循环，可使铀资源利用率提高至60%以上，也可实现放射性废物最小化。
“与前几代核能系统比，‘快堆’的安全性好、废料少，优势十分明显。虽然我国在发展“快堆”方面比一些发达国家晚了一步，但我们在学习国外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改进，在管理方法、安全性上都有提高。”徐銤说，由于“快堆”采用了先进的非能动事故余热排出系统，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的堆芯熔化事故，在“快堆”身上不会发生。
作为总工程师，徐銤带领着团队，从预先研究、概念设计、初步设计、施工设计及建筑、安装调试，一手缔造了中国第一个“快堆”。长达11年的建设过程中，他们先后完成设计文件5000多册，调试技术文件600多册，运行维保规程600多册、各类研究报告1200多个，开展设计验证近53项，调试试验1000多项……
目前，实验室拥有16个建筑子项，建筑面积4.7万平方米，拥有系统200多个、设备7000多台套。
作为一个全新的重大科学工程，徐銤和他的科研团队始终坚持自主创新，并加强国际合作，取得了以钠工艺为代表的一批自主创新成果，申请了百余项专利，设备国产化率高达70%，为我国“快堆”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2010年7月，中国实验“快堆”首次临界，被两院院士评为“2010中国十大科技进展”。
历经艰辛矢志不渝
1961年，徐銤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，分配到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。4年后，他第一次听到了“快堆”这个概念，从此与这个崭新的领域连在了一起。
1970年，徐銤参加了我国第一个“快堆”零功率装置——东风六号的启动实验。“我忘不了那一天，6月29日，夜里11点多，恰好轮到我是值班组长。‘快堆’装置实现了临界。当时，我和大家一起鼓掌庆祝，场面激动人心。”然而，这次“零的突破”以后，“快堆”的研究陷入了困境。1971年，由于国家建设需要，“快堆”研发队伍来到了“三线”——四川夹江。科研环境十分艰苦，不仅缺少经费，连存放实验材料的房间都十分潮湿。科研进展艰难，很多人纷纷选择了离开。
“在我国科研经费匮乏、高浓铀十分紧缺的时候，周恩来总理曾特批50公斤高浓铀给我们做实验。每当想起这段往事，我总感到心里沉甸甸的。如果不取得像样的研究成果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”回忆起这段时光，如今已经年过古稀的他，禁不住眼眶湿润了。
一晃16年，从而立之年等到了年近半百，徐銤始终没有离开，而是安心做研究，学习有关专业知识。
1986年4月，一阵春风送来了“863”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，“快堆”技术的发展也迎来了转机。在“863”计划支持下，“快堆”项目开始了预研研究。1995年12月，作为“863”计划能源领域发展计划重点项目，中国实验“快堆”由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联合批准立项。此后，“快堆”事业的发展终于走上了快车道。这个由科技部、国防科工局主管，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组织，并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具体实施的重大科学工程项目，于2000年5月开工建造。
那一年，他已63岁。与他并肩战斗了40多年的老同事、“快堆”工程部原副总工程师陈逸少说：“徐銤像一个小伙子般干劲十足。为了尽快完成实验‘快堆’的建设，他不断创新、反复论证，克服了工程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难题。作为团队的‘领头羊’，我们都很服他。”
学者风范朴实无华
在2011年中国工程院新增选院士中，徐銤虽是年龄最大的一位，但他淡定的笑容和平静的语言中，却总蕴含着一种积极奋进的力量。
“我的名字中的‘銤’是元素周期表第76位元素。这个名字最好，有金有米，不愁吃穿。所以我大半辈子吃住在单位大院，什么都有。”徐銤笑着说。
其实，这个距离北京市中心40多公里的研究院，交通并不方便。与实验室敞亮的大楼、崭新的仪器不同。家属区里，一栋建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灰色“板楼”显得十分简陋。徐銤的家就在这里，一套使用面积不足60平方米的房子。
他身旁的年轻人说：“徐老师现在还骑自行车上下班，单位派车他不要，让别人都看不过去。”一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：“最近经常有人参观访问，所以我们特意给他买了一件质量好点儿的白衬衫，结果他非要把钱还给我们。”
“他对人和蔼可亲，但工作上十分严格。”“快堆”工程部总经理助理吴纯良说，“十几年来，每天早上8点，我们要在早餐会上见面。他严谨、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，让我们不敢有一丝懈怠。”
在徐銤的感召下，一大批年轻人拒绝了外面高薪的工作，留了下来。从2000年开始，“快堆”团队开始大胆起用年轻干部，总经理36岁，副总经理29岁。徐銤始终把培养人才、提携后人视为责任，带出了一批500人的“快堆”队伍。
“我的母校清华大学有个口号‘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’，我是1961年毕业的，今年正好工作了50年。”他自豪地说。
“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一件事，还没做完。”徐銤说，“虽然遇到不少困难，但从未动摇。能够从事一份对国家有益的事业，见证它从无到有，是我的幸运。”